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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篇籍，或言文学创作，一旦情志义理确定后，随之便是行文修辞的繁简粗精问题。
单论行文修辞，究其根本，或刚或柔，抑或刚柔兼济，都取决于体裁体例；然后，才是审时度势的抒发情怀和辩别理论。
文章体裁尽管可以决定作品的主旨意向，但是具体到文字方面，必定有长短多少的取舍，这时候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具体时事的著述需求了。
若举例说明，就像驾车行路，车道路线一般都有主路和岔道，所谓轻车熟路，最容易马到成功。
所以针对文章的熔裁，就是像是轻车熟路；
“熔意”就是首先要
“熟路”，而
“裁辞”亦如
“轻车”啊。因此，本文中的
“熔”就是明确文体的目标和路径，而
“裁”就是去除任何不必要的辎重累赘，并且还要时刻防范误入歧途。文学创作中，裁辞就是祛除辞藻的污秽杂乱，而熔意则是义理的提纲挈领。
譬如木匠制器，使用绳墨规矩，才能准确方圆短长；亦如斩木为轮，需要刀砍斧剁，方能去掉杂乱无章。
人体的发育畸形或赘生物，像骈拇枝指或息肉肿瘤，不但模样奇特，而且形式丰富，却纯属多余，甚至有害于健康。
所以在文章中间，如果一个中心意思两次出现，或同样修辞文句重复再三，则如同人体的发育畸形或赘生物啊。
人们在提笔写作之初，通常都是千头万绪而思虑纷繁。但是，人的内心思想，并不能像秤盘天平一样，随时随地都可以准确把握轻重缓急。
因此，凡提笔书写时，首先应该明确这样三个原则或标准：一是依据写作目的，明确选择合适的体裁、体例或文本格式；二是要态度端正，在此最为紧要者，就是必须明确情志义理的中正典雅之所在，然后再去就事论事或稽查例举；三是任何文章中的关键文句，或结论性部分，都必须要精炼措辞造句，目的就是为了明确和突出主题刚要。
依从上述原则，一旦形成草稿后，再进行作品的增减润色。所谓
“增减润色”，如同制器木匠一样，于绳墨之外，无论是多么稀缺珍贵的材料，也要痛快下手，必须忍痛割爱。
因为只有剔除多余，才有可能浑然一体。文学写作，如果贪恋浮词美句，必定枝蔓丛生，亦如同骈拇枝指或息肉肿瘤一般。
在上述三个标准之下，又如何去斟酌推敲字句呢？文句，如果还能够增减，就说明还存在疏漏或不够严谨；字词，如果不能删减，才证明达到了缜密紧实。
凡属于精确论断或关键语句，一般都应该讲究简洁凝练。若是思维奔逸或例举想象，通常必定会是言辞繁复。
然而，落实在具体文章中间，至于或简或繁，确实因人而异，而且各有短长。
例如：有的为了引申议题，可以把两句话展开来，以至于成为一章；而有的为了简约精炼，反而可能将一章凝结成了简短的两句话而已。
另外，一般情况下，一旦文思辽阔铺陈，则必定繁言多语；如果文采干练精致，也就必定简约明快。
所以说，
“文采干练精致”不过就是除去多余的字词文句，得以保留明确的思想观点；
“文思辽阔铺陈”则是通过繁复多样的文辞语句，来凸显意欲表达的主题思想。
然而，删减字句后，如果导致了文意缺失或理解上的困难，那就不是简洁干练而是缺陷错误了；同样，如果繁言铺陈变成了重复唠叨，那就不是文思辽阔而是纷乱杂芜了吧。
两晋时期，谢艾（祖籍敦煌东晋前凉酒泉太守福禄侯前凉儒生名将）和王济（晋文帝司马昭之婿西晋外戚官至骁骑将军侍中），都是山西的名仕文人。
张骏（公元307-346年籍贯凉州字公庭五胡十六国时期前凉君主在位22年）曾经夸赞：谢艾的作品，尽管文辞繁多，却不能删减；而王济的文章，尽管内容简略，却也不能增益。
谢艾和王济应该是深谙熔意裁辞的精髓，可说是将语义文辞的繁简多少真正做到了极致啊。
然而，像陆机才华横溢，但偏于繁辞赘句；而陆云文思欠佳，却喜好语句简洁。
陆云曾评价陆机的文章，虽然也指出来文多辞繁的问题，但却认为属于别出心裁而不是缺陷弊端……这大概是兄弟情深，爱屋及乌吧。
生活之中，用美丽织锦裁剪成衣，总不能因为布匹质地美丽优良，就把领口袖子都无限加长吧。
所以，像这种质地精美的东西都必须因时因需去裁剪短长，更不要说那些普通拙劣的材质了。
陆机在他的《文赋》中说过：奇伟树木的枝蔓不必修剪，因为可以招来翠鸟栖息，乡音俗调不必禁绝，或许能够成就高雅音乐。
陆机这种观点并非一无是处，其缺陷就在于不能忍痛割爱。人体有数百的关节骨骼，他们都是为了保障荣血卫气的周流通畅，因此才会有健康长寿。
文章虽有千篇万律，却终归离不开文辞情志。文章写作，如果达到情理周全而不是繁文赘句，如果辞藻变化而不成为浮词奢靡，如果不经过熔意裁辞又怎么可能彪炳千秋呢？
总而言之：文章篇籍如同门户窗口，唯有左右开启，方能自由通畅。文理辞藻恰似江河湖海，如若任意流淌，必定泛滥成灾。
内容多少需权衡，色彩浓淡要琢磨；熔意裁辞寻常事，怜香惜玉烦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