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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起码唐尧、虞舜时代，在帝王与大臣之间，凡探讨政治事务，都还是面对面的口头交谈。进入秦朝和汉代，君臣或王侯之间，以往的当面对话已经变成辅助手段，主要交流方式被称作“上书”的奏折所替代。因此在当时，凡是递交皇帝的书面材料，无论谈政治、提建议还是通报紧急情况或者告状控诉等，一概统称为“奏”了。
何为奏呢？“奏”的本意就是“进”，而且特指自下方往上方递交的样式。上书成为“奏”，起始于秦朝，当时因为崇尚法家的治国方略，所以奏折内容偏重于简单实用而缺乏文采。像王绾（出生去世历史记载不详任秦国丞相位在吕不韦与李斯之间）的《奏勋德》，言辞质朴而叙事明快；而李斯的《奏骊山》，虽是汇报工作进展，但却没有一字多余，只有开门见山！貌似言简意赅，毫无炫耀辛苦劳顿之矫情，事实上一切功劳业绩、宏大工程和惊人成果，不仅一览无余，尚且历历在目。通过这两篇文章，秦朝的政法体系，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方面，都缺乏温和、仁慈、雅量的本质特征，即可窥见一斑。
进入汉代之后，“奏”也被称为“上疏”，内容上开始偏好儒家的中正典雅，其义理不但频繁出现于优秀作品中间，而且文辞亦多见博雅华丽色彩。譬如贾谊的《论积贮疏》、晁错的《言兵事疏》、匡衡的《奏徙南北郊》、王吉的《上宣帝疏言得失》、路温舒的《尚德缓刑书》、谷永的《说成帝距绝祭祀方术》等，不仅情真意切，而且文辞舒畅。由此可见，“奏”这种文体发展到西汉时，不仅被大家完全掌握，并且能够十分灵活地运用了。所以东汉时期，文人雅士只有在庸常偏颇的奏折中，时而涌现出来一些妙思嘉言。例如杨秉的《因风灾上疏谏微行》，其耿直敢言近乎犯忌不讳；陈蕃的《谏封赏内宠疏》，其诤言铁骨足以振聋发聩；张衡的《表求合正三史》《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不合事》《请禁绝图谶疏》等，其匡正史录可供比较借鉴；蔡邕的《上封事陈政要七事》，其国事建议如同指点江山。像这样一些作品，不仅仅因为他们拥有了深厚渊博、中正儒雅的知识理念，根本在于当时具备了风清气正、光明磊落的文化氛围，所以他们才有能够如此敢作敢为。
曹魏时代，文人荟萃，因奏折而闻名者，依然层出不穷。比如高堂隆（复姓高堂名隆字升平三国魏明帝时官至光禄勋）的《星孛于大辰上疏》、黄观的《教学疏》、王朗的《奏宜节省》、甄毅的《奏请令尚书郎奏事处当》等，都堪称恪尽职守而慷慨进言的杰作吧。
至于晋代，可谓多灾多难，司马氏朝廷一直处于颠沛流离之中。在这期间，像刘颂（字子雅西晋惠帝时吏部尚书）的《除淮南相在郡上疏》，畅谈古今故事可谓言语殷切；温峤（字太真东晋文人成帝时骠骑将军）的《上太子疏谏起西池楼观》，劝诫奢侈言论格外务实恳切。所以，他们两者的作品，都属于精忠为国而又言语诚恳的奏疏典范吧。
综合上述，奏作为一种文章体例，其根本特征就在于态度鲜明和立场公允，并且还要诚实笃志。论其创作的首要难点，其实在于思路能否始终通达以及辨析是否保持自然流畅。若能做到如此程度，不但要有意志坚定，还必须能够务实求真；不但需要学识渊博，还要能够旁征博引。究其根本，就是通过融汇古今和刻意去繁就简，于据经穷理之中，最终达到“上书”的预期目的。这才是此类文体之所以存在的价值意义。
“奏”还有一部分内容，主要针对错误或罪行，给予检举揭发，由此达到公正执法和清风理政的理想目的。姬周时代的“太仆”一职，就是专门负责监督和检举可能出现谬误的官员。而在秦朝时的“御史大夫”，不但要掌控法令准则，并且还要随时监察、揭露和整治风纪。汉代的“御史中丞”，则是总管弹劾罪责，兼有督查追究。所以说，无论是谁处于这样一种即需要明察秋毫还需要随时擒拿搏击的位置上，不但需要磨砺眼光气度，还要拥有能够笔端风起以至于简牍凝霜的语言能力啊。翻看孔光（公元前65-公元5年字子夏曲阜人西汉后期大臣孔子14世孙）弹劾董贤的奏本，列举罪行可谓事实清楚；路粹（字文蔚汉末文人）针对孔融罪名的指控，完全就是诬告，纯属嫁祸于人。由此可见，同样是弹劾性奏本，儒家名士与奸佞小人之间，却有天壤之别。所以说，西晋的傅咸（公元239-294年字長虞北地泥陽人傅玄之子曾任太子洗馬尚書右丞御史中丞等），其性格耿直迥劲，而弹劾文笔也深刻而不留情；东晋刘隗（公元273-333年字大连彭城人起家秘书郎后迁冠军将军彭城内史），虽然个性严峻而不畏强权，但他的弹劾奏折，却显得迂阔粗浅。其二者之所以有这样的差距，根本在内在志向和诚挚程度不同。在他们之后的“奏”类文章，基本都是相互比对参照，只是伴随具体使用情况，从中有所更新、补充和发展。但是他们与古代作品比较起来，无论格式还是内容，其实变化不大。
如何看待弹劾性奏本中时常存在的中伤、诬陷或谋害的问题呢？毋庸置疑，凡制造铠甲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身安全，而制造弓箭却是为了伤害生命。所以在目的上，原本就是为了检举控告的弹劾性奏本，势必需要写得深刻、尖锐和严峻，这其实就是责任本分之所在吧。另外，毋庸讳言的是，像《诗经·小雅·巷伯》中亦有言：“取彼谮人，投畀豺虎。”（把不守本分的人投食豺狼虎豹吧）；而《礼记·曲礼上》里则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鹦鹉即便会说话还是飞鸟，猩猩再会说话仍是畜生，现在的人如果没有礼貌，即便会说话也不过是衣冠禽兽罢了。）；再如《墨子·非儒下》中，便用“羝羊”“贲豕”来讽刺固执己见的儒家；另外，在《孟子·滕文公下》中，像“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尖刻话语，赫然在上。既然在《诗经》《礼记》或儒家或墨家的经书论典中间，尚且有如此口无遮掩的话语，那么在用于检举揭发的奏折里，即便出现抵牾之语，也势必难免啊。然而，据实而论，凡世间文人篇籍之中，若存在相互贬低、吹毛求疵或刻薄刺骨，尤其假借于此来展现自我善骂风采德行者，其实已经失去了中正姿态，更谈不上典雅风韵了。即便像弹劾性奏本这样一种旨在求全责备的文本体裁，若能够敞开礼仪大门，事先高悬规矩方圆的标准利剑，并且标示出来十分清楚的路径、程序和规则之后，若还有逾距僭越，或说超越红线者，即便不打断腿骨，也要砍掉脚趾……若能如此，又何必爆粗口，或切齿诅咒，或含沙射影等，由此刺激和助长了藏污纳垢的不良文风呢？其实，凡撰写文章，之所以要求“立范运衡、宜明体要”（大意是；树立典范，统一规则，明确主题纲要。）其实质，就是在“义理”上，务必遵循“典籍”，而在“文辞”上，必须恪守“风范”。若将这样一种体例规范落实在弹劾奏文上，就是要有法家一样的严谨刻板，而又要有儒家的文采修饰，再就是在不畏强权基础上，还要有墨家执着信念，敢于蔑视一切歪门邪道和阴谋诡计之后，并且能够始终坚持直白、简练、明说的胆识、气度和眼界。这才是专门掌管弹劾奏章的宫廷官员，应具备的职业素养和人格魅力啊。
何为启呢？“启”就是“开”的意思，即打开、敞开、释放出来。《尚书·说命上》记载：“启乃心，沃朕心，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大致意思：敞开你的心扉，温暖我的胸怀，如同药到病除。）这里面的“启”就是“打开”的意思。在整个汉代，因为汉景帝名讳“启”字，所以官府没有“启”这种文本体例。到了曹魏时期，宫廷中一些来往信札，开始称作“启闻”，而且在一些奏本最后，还会附言“谨启”。晋代以来，“启”这种文体特别盛行起来，并兼有“表”“奏”的功用。在论说国家大事方面，“启”像是“奏”的枝条，而在谦让谢恩之际，“启”俨然成了“表”的主干。所以说，启作为一种文体，能够宽严适度、简洁明快而且拒绝浮夸，这就是他的特色，也是他的基本要点吧。在呈报朝廷的奏折中，还有一种特殊而又特别的规定，这就是必须要保持中肯确切的文本格式，专称叫作“谠言”。
何为谠呢？谠的本意是直言，就是不偏不斜的言论。《尚书·洪范》上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大致意思：王道只有公平公正才可能公开畅通无阻。）所以，标识为“谠言”的奏本，旨在提醒必须中正而不能歪曲事实。《汉书·叙传第七十上》记载，汉成帝曾有过这样的感慨：“吾久不见班生，今日复闻谠言。”（我很久没见到班伯，今天又听到直言了。）这里“谠言”就是“直言明说”的意思。
在汉朝期间，还设置过一个名为“八仪”的精通音乐的部门和官员。他们的职责，类似“闻乐知政”的实践者，对于天文、地理和人间可能预示吉凶变化的征兆，都会秘密呈报皇帝，而且像这样一种奏本，都是被密封在黑色袋子里，被称作“封事”。另据《史记·晁错传》记载，当年晁错跟随济南伏生学习《尚书》后，专门给皇帝汇报此事，并称作上“便宜”。随后，凡奏本称为“便宜”者，如同“封事”一样，都属于秘密性的奏启。《周易·蹇卦·象六二》说“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作为大臣战战兢兢而举步维艰，不都是为了自己啊。）所以，凡为臣之道，就在于正直敢言啊；另外，《礼记·中庸》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忠诚道德的人存在，政治才可能清明。）因此，作为通达宫廷的奏启，究其根本所求，也就不言而喻了吧。
总而言之：有司清白靠正直，整饬风纪须监察。奏启笔锋如干将，墨色凝重似断肠；刮骨袪毒为活命，谗言害人断生路。出谋划策阴阳事，从来胜任有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