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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舜典》上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在上一章“明诗第六”中，正是遵循“诗言志、歌永言”，从而揭示了诗歌的本质，并得出来了一个定义：诗歌就是抒发志气情怀的文字表现。那么，“声依永、律和声”又是什么意思呢？
人类走向文明生活以来，能够进行文化交流和艺术传承的物质基础，依靠的正是自身最基本的感觉器官，也就是源自眼、耳、鼻、舌、身等“五官”的所谓“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在这中间，人类能够说话或歌唱的行为本能，显而易见的都与听觉密切相关。所以说，凡能够“言语歌唱”，必须与刺激感觉器官的声音密不可分。在中国古代，针对声音的节律、音调和强弱等分析后，有的归结为“五声十二律”，即：按音阶分的宫、商、角、徵、羽等“五声”；以及按音调分的六个阳律，即“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亡射”，还有六个阴律，即“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它们合称为“十二律”。其实质上，声音只是频率与振幅各自不同的声波组成。在感官直觉上，声音就是由高、低、强、弱不同的音调组成，而从声乐角度，音乐诗歌就是一些有固定节律的音调而已。所以，凡抒发志气情怀的诗歌，如果仅是记录在书本上，用以人们阅读或流传，即可笼统地说成是“诗歌文字”罢了。然而，如果“诗歌文字”，不仅能够念出声来令人赏心悦耳，并且还能唱出来成为优美动听的歌声……类似这样一类诗歌，如果还要给它取个名字的话，就叫“乐府”。
传说苍天之上，在上帝居住的地方，始终有乐声嘹亮悠扬，并延绵不绝于耳。自葛天氏到三皇五帝期间，还说有过寓教于乐的名叫《八阕》的歌曲流传。然而这一切，如同盛传黄帝写过《咸池》、帝喾曾创作《六英》一样，都已经无法考证落实了。据《吕氏春秋•季春纪•音初》上记载：涂山氏女儿期盼夏禹唱的《候人歌》，应是南方乐歌之首；有娀氏二女伤怀时念的《飞燕谣》，则为北方乐歌的开始；夏朝孔甲居东阳而作的《破斧歌》，应为东方乐歌之端；商代整甲移西河吟的思念曲，则是西方乐歌的初兴。事实上，四面八方的地域性音乐歌曲，深究其具体演变过程，应该远不会是这样简单，更不能如此一概而论。因为在远古时节，黎民百姓，夫妇男女，因天因地因人而异，完全是不拘一格地因故讴歌或抒情吟唱。那时候的帝王首领，通常会派专人到四面八方采风，并从中遴选时尚流行的动人作品，一般由盲人乐师谱曲后，再配以管弦钟磬演奏，还会有专人聆听分析，借以达到明察秋毫、闻乐理政的统治需要和管理目的。所以，春秋时节，晋国师旷闻“南乐”，预知楚国的盛衰；吴国季札听《诗经》，明白诸侯的兴亡。这种能力水平真是太神奇微妙了啊！由此可见，民谣乡音都是发自肝胆肺腑，不单单是人们真切感受、情绪、愿望的客观体现，而且这种情感氛围还能够彼此传染和相互渗透，甚至能够铭刻在人们的灵魂骨髓中，成为区域性文明符号，引领生活风貌的能够持续长久地彻底改变。正因为如此，历代帝王圣贤，都一贯高度重视音乐诗歌的风头方向，务必及早发现并坚决杜绝任何淫邪糜乱乐歌的滋生泛滥；再者，也正是他们深知音乐文化的教育价值和意义，所以一贯谨严管教帝胄以及世族子弟，要求他们只能聆听、吟唱和学习恢弘德政礼仪的诗歌音乐，目的即是为了能够德润教化三才、四时和八方，同时也为了确保权势富贵的世袭传承。
纵观音乐诗歌，自雅正者沉寂之后，淫邪糜乱者，恣意泛滥，以至于喧宾夺主。加之秦始皇大肆焚烧《乐经》，待到汉朝立国后，乐歌才得以恢复兴盛。汉初时，由乐师制氏（生卒名字不详）裁定声乐节律，而叔孙通（生卒不详薛县人曾为秦博士为汉王制定朝仪）明确仪礼程序和内容。于是，前有汉高祖的《武德舞》，后有汉文帝的《四时舞》，模仿的虽说是“虞韶”“大夏”的体例，实际上继承的却是秦代乐章。由此也可以看出，之前古代那种中正平和的旋律韵味，再也无法恢复了。因为汉武帝崇尚礼教，所以朝廷设立了“乐府”专职机构。这种专注音乐文化的政府机构，当初重点搜集的是赵、代以及齐、楚地界的乡乐民歌，随后再主要由乐师李延年（生年不详西汉音乐家）等谱曲协律，使之适合演奏歌唱。与此同时，像文坛大家的朱买臣（生卒不详字翁子西汉吴县人）和司马相如，也随波逐浪，并将楚辞骚体也汇入当时的歌曲之中，所以随之便有汉高祖的唐姬，也创作了《桂华》杂曲，虽然艳丽而不合规制；另外，汉武帝东巡的《赤雁》诸篇，尽管铺张而难称经典。所以当时，河间献王（刘德公元前171―130年汉景帝刘启第二子）向朝廷举荐的古典雅乐，汉武帝一概熟视无睹。然而，当时的汲黯（公元前?-112年西汉名臣字长孺濮阳人）却倡议把汉武帝的《天马歌》纳入“郊祀”大典的颂辞……如此溜须吹捧，不是维护皇帝尊严，实属离心离德啊。汉宣帝（刘询公元前91年-49年原名刘病已西汉第十位皇帝公元前74年-49年在位中国历史上有名贤君）登基后，一段时期曾鼓吹“雅”“颂”，尤其热衷效仿《诗经•小雅》的《鹿鸣》；然而在汉元帝、成帝二朝，淫乐沉渣再起，雅正纠偏徒劳，世风乖离日炽。汉祚东移后，由东平王刘苍（公元?―83年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子）新作的郊祀《武德舞歌》，尽管将雅正的歌词杂糅在古乐音调之中，但在实际节律韵味效果上，全然没有了古典乐官像舜夔、师旷的声音。
汉末曹魏三祖（曹操、曹丕、曹睿），神清气爽，才华横溢。他们的诗歌，不但音谐古韵，而且辞和新声，还有奢靡趋平的特色，因此定格为“黄初风骚”。其中像曹操《苦寒行》、曹丕《燕歌行》等，或酣宴欢畅，或征途劳顿，情志放纵坦荡，辞令哀怜悲伤，虽“三调”（清调、平调、瑟调）合乎姬周韵律，但气质流于“韶”“夏”之郑声。转入晋代，傅玄（公元217-278年字休奕北地郡泥阳县人西晋时期文学家思想家）通晓音律，其作品雅正，主要歌颂晋代祖先。而张华（公元232-300年字茂先范阳方城人西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藏书家）博学思敏，才华横溢，他的新作充斥当时宫廷内外。但是在当时测定音调标准方面，像汉末杜夔（生卒年不详约东汉末年至魏文帝年代字公良洛阳人）所校准的古乐，据说节奏太过舒缓；而魏晋荀勖（公元?-289年字公曾颍川颍阴人）调正的钟罄琴瑟，声调过于急促哀怨。他们同时代的阮咸（生卒年不详字仲容魏末“竹林七贤”之一精通音乐），就曾质疑那会儿使用的校音尺度与古代可能不同。后来考古验证，果然不出阮咸所料。所以说，音乐的奥妙精微，差之毫厘缪之千里也。
所谓乐府，就是音乐诗歌。诗歌若是乐府的主心骨，音乐则是乐府的肌肤容貌。仅就乐府而言，一般具备了什么样子主心骨的歌声，当盲人乐师聆听之后，便会心有灵犀，并谱写出来什么样子的音韵曲调；因此，只有具备了刚正不阿的旋律节奏，才有君子闻声起舞，并书写出来中正、宽厚、仁慈的绚烂辞章。所以在《诗经•唐风•蟋蟀》中，因为有“好乐无荒”的字句，所以季札评论晋国的文化风气，具备思深熟虑和远见卓识；同样在《诗经•郑风•溱洧》中出现了“伊其相谑”，故而季札预言郑国，荒淫无度而必定早亡。由此可见，偏邦吴国的季札，亲临礼仪文明的鲁国，之所以要求耳闻目睹“国风”的现场演奏，绝不单纯为了随喜应酬，而是闻乐知政，目的从中预见未来啊。毋庸讳言，自古以来，凡靡靡之音必定伴随淫邪丛生，而怨声载道一定随之乖戾横行。那么在淫邪乖戾风气之下，为何典雅正气不能驰骋荣耀呢？因为时俗乡愿历来热求新奇追风，而艺术竞技惯常苛求标新立异，所以对于典雅艺术之所以能够永恒存在的精致、温润和宽厚，热衷时髦的人们不是目瞪口呆就是哈欠连天，他们对于卖乖弄俏的新鲜玩意儿，反而是欢呼雀跃，并且前仰后合。这就是“乐府”，为何一旦走入《诗经》中郑声的老路，必定衰败凋亡的原因啊。
乐府，或称乐歌，或叫音乐诗歌，其歌词就是诗，而把诗谱上韵律音调后，凡能够唱出来的就是歌。若追根溯源，乐府是先有诗词后有曲调，因而适合演歌；若原作诗句繁多，难以谱曲，则失去了它的特征本色，所以乐府贵在“简约”。正因为如此，曹植曾经夸赞李延年，说他是一位擅长将名家或采风的诗词剪接成为乐府的音乐大家。因此举例乐府的代表作品，像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和汉武帝刘彻的《李夫人歌》，都是诗句简洁明了，即便儿童哼唱，同样朗朗上口；再如曹丕、陆机的一些诗词佳作，只是因为当时没有经过乐师专门裁剪配乐，故而不能歌唱，于是后人便认为他俩的作品已经乖离了乐府曲调。这岂不是乱点鸳鸯谱，纯属混淆视听啊。至于其他一些特殊类型的歌曲，像黄帝时岐伯的《鼓吹曲》，以及汉代出现的《铙歌》《挽歌》，他们虽属于军乐、哀乐等特殊音乐诗歌，但也因为其简约明了而适合传唱，可以归类乐府吧；再者，像三国时期魏国缪袭（公元186-245年字熙伯东海兰陵人）的《魏鼓吹曲》和吴国韦昭（公元204-273年字弘嗣吴郡云阳人）的《吴鼓吹曲》，同样可以归入乐府吧。汉代刘向父子评价文章时，是将“诗”与“歌”分别开来，故在《七略》中，诗归入《六艺略》而歌在《诗赋略》。所以，本篇主旨只是给予“乐府”一个大概的界定而已。
总而言之：音乐文化，乐府体例，诗词为体，曲调为用。乡野采风，宫廷谱乐，韶音难寻，郑声易得。四海追风，媚俗随喜乎？礼乐知政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