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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书写
“三才”存生道理的典籍，才能称作
“经”。那么何为
“经”呢？
“经”所揭示的知识，应该是恒久存在的道理，也是无法磨灭的规律。古圣先哲取法天地变化，用鬼神与之校验，依万物兴衰与之修合，以人伦枯荣与之呼应。
所以，唯有洞悉世道变迁的精灵微妙之所在，才能穷极通达文章中智慧思想的骨髓。
神话皇天后土时期的《三坟》，传说帝王轮替年代的《五典》，再加上诠释远古记载的《八索》《九邱》，伴随时光荏苒，他们已经鱼龙混杂，而良莠不齐了。
待到孔夫子删编古典文籍，去伪存真，璞玉成宝。于是，
“十翼”彰显《易》理，
“七观”剖析《书》旨，
“四始”界定《诗经》类别，
“五伦”确立《礼记》情节，
“五例”规范《春秋》体格。像这样一些经典义律，既融合了天道人情，又突出了文化精髓。
所以才能启迪百姓智慧，在人间弘扬浩然正气。然而，天经地义，惟妙惟肖。
经论律义，高深莫测。书山学海，冷暖自知，像万钧洪钟，细声难觅。
《易经》从来只用于谈天论道，是圣人神仙最为崇尚的道德工具。《易传．系辞》评说易理，文旨通达，言论执中，而功用隐晦。
孔夫子韦编三绝，尤见
“易”为明道言德之渊源。《尚书》虽属实录载言，但字词古奥难解，唯通晓《尔雅》，才能够明白释然。
因此，子夏感叹《尚书》
“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之语，真是昭然若揭，亦是入木三分啊！
《诗经》的主题就是
“言志”，其考据或训诂等同《尚书》，无论
“风雅颂”还是
“赋比兴”，一概辞藻婉转而朗朗上口，故而最适合倾诉衷肠。《礼经》旨在定格制律，因器就范，中规中矩，显而易见；其中的只言片语，如同章程规则，均可视为宝训箴言。
《春秋》明辨是非得失，一字见义，细致入微，像五陨石六飞鸟，具体详尽；再如稚门先于两观，谨从规制；而《春秋》五例，更是标新立异，寓意深远。
《尚书》看似聱牙混涩，理顺即见通畅。《春秋》貌似简单易懂，深究愈感隐晦。
这正是经书的特色：表里不一，深浅不俗。树木根深蒂固，才能枝繁叶茂。
经书辞约旨丰，才能广泛适用。所以，经书论述的虽都是陈年旧事，但蕴含的却是恒久真理，故可以日新月异。
但凡经书典籍，后继学者何时阅读参悟都不为晚，而前辈圣哲何时著述弘扬都非争先。
圣经宝典，如同泰山，化生云雨，滋润大千；亦如黄河，沃野万里，苍生蹁跹。
若言能够论述文化发展次序的根本规律，《易经》首当其冲。追寻相关政治性的昭告、策论、奏章等模本，《尚书》开辟先河。
凡追溯歌赋、诗律、曲调的源头，《诗经》舍我其谁。而像铭文、墓志、箴言、祝词之类的规格样式，《礼经》当之无愧；再像记录人物、事件或历史性故事的编年、记传以及褒贬、扬抑等体裁或笔法，《春秋》堪称标杆。
所以说，这五部文化经典，如同灯塔一样，指引航向，启程远方；又像百舸争流，承前启后，终归大海。
凡后学者，以五部经书为榜样，博学钻研，附庸风雅，如同采石铸铜，恰似煮海为盐也。
至于文化之所以要崇尚
“五经”，概括起来有六个方面，即：“六义”。一是情真意切而不偏颇执拗，二是风清气正而不阴秽芜杂，三是名副其实而不玄虚怪诞，四是义正辞严而不歪曲刁钻，五是简约合体而不无拘无束，六是文采飞扬而不过度侈繁。
杨雄（字子云公元前53-公元18年）评价
“五经”含义，比喻为把玉石雕刻成器物。文化须依傍德行才能历久不衰，而德行要依靠文化才能光大恢弘。
在孔夫子倡导
“文辞、德行、忠诚、信义”这
“四教”中，之所以把
“文辞”放在首位，亦如采石选玉，只有文质相得益彰，才能有至高无上的价值。
如果说磨砺品行、建功立业必须要学习圣贤大德，那么秉文含章、著书立说又怎能不钻研文化经典啊。
所以说，楚辞太过艳丽而汉赋极度奢靡，如此本末倒置的流弊已经积重难返，若要回归正道，必须固本清源，而
“崇经”则是必由之路。总而言之：凡讲授
“三才”存生道理的文章，古典经书最为精辟至真。在古典经书之中，
“五经”分类施教，融汇了先贤哲思，文质奥达深邃，智慧光彩矍铄，堪称优秀文化的始祖。